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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跌至上任後低點，總統府先穩住基本盤
南韓總統李在明近日密集接觸進步派公民團體與兩大工會總聯盟，在支持度下滑之際，重新把公民社會、勞工議題與進步陣營人士拉回國政討論核心。從行程安排到人事布局，這一連串動作透露出明確訊號：當施政評價進入低檔，總統府現階段的優先工作不是急著向所有選民全面擴張，而是先修補與傳統支持群體之間的關係，避免基本盤繼續鬆動。
韓國蓋洛普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李在明的施政支持度為百分之四十，比前一次調查下降二個百分點，來到上任以來最低水準。這項調查於本月一日至三日進行，訪問全南韓一千零一名成年人，採隨機抽取的行動電話虛擬號碼，由訪員進行電話訪問；在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三點一個百分點，接觸率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回答率百分之十點九。
單次民調仍可能受到抽樣與短期事件影響，百分之四十也不代表執政基礎已經崩解。不過，在前一次調查基礎上再下滑，並寫下上任後最低紀錄，政治意義仍不容忽視。對青瓦臺而言，這項數字不只是人氣高低，更關係到改革議程能否獲得社會支持、執政黨能否維持政治動員，以及行政部門在面對利益衝突時是否具備足夠的協調能力。
公民團體不只是倡議者，也是南韓政治的重要力量
李在明四日在青瓦臺會見公民社會團體人士，與會者包括公民社會團體聯合會、韓國進步聯帶等組織代表。他強調，未來推動社會重大改革時，公民社會團體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番表態不只是一般性的意見交流，也等於公開確認公民團體在改革過程中的政治正當性與動員功能。
對台灣讀者而言，南韓所稱的公民社會，概念上包括關注民主、人權、性別、勞動、環境與社會正義的非政府組織，但它們在南韓近代政治史上的角色往往更鮮明。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民主化運動，到後來大型街頭抗議與政策倡議，學生、宗教界、律師團體、勞工組織及各類市民團體，長期是南韓公共政治的重要參與者。它們既可能與進步派政黨合作，也會在政府政策不符合期待時轉而施壓。
因此，李在明以「社會重大改革」描述未來任務，並要求公民團體參與，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政府希望借重這些團體的政策經驗、社會網絡與倡議能力；另一方面，總統也向進步派選民表示，執政團隊沒有忘記原有的改革承諾。然而，公民社會並非總統府可以直接指揮的政治附屬組織。若政府只期待它們協助宣傳，卻不願接受監督與批判，雙方關係仍可能迅速轉為緊張。
同時會見兩大工會，勞動政策升高為國政議題
在會見公民團體的前一天，李在明已與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委員長金東明、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委員長梁慶洙會面，討論三大超級計畫、延長退休年齡等議題。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通常簡稱韓國勞總，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則稱民主勞總，兩者是南韓最具代表性的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政治路線、組織文化與對政府的態度不盡相同。
韓國勞總的歷史較久，傳統上較常透過制度內協商處理勞資與政策問題；民主勞總則具有較強的運動與抗爭色彩，在重大勞動爭議中經常採取罷工、集會等方式表達立場。兩者雖然都代表勞工利益，彼此卻不是完全一致的陣營。總統同時與兩大總聯盟領導人對話，象徵政府希望把分散的勞工聲音納入國政協調，而不是只與其中一方建立關係。
延長退休年齡尤其是牽動世代與產業利益的敏感議題。南韓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勞動人口減少，延後退休有助於中高齡者維持所得，也可能減輕社會安全制度的壓力；但企業可能擔心人事成本上升，青年世代則可能質疑職缺與升遷空間受到排擠。若薪資制度仍高度依賴年資，單純延長退休年齡，更可能增加企業負擔。政府要處理的不是只有退休年齡這個數字，而是薪資結構、再訓練、職務設計與世代公平等一整套問題。
至於會談提到的三大超級計畫，原始資訊並未交代具體內容，因此現階段不宜對產業規模或政策方向作過度推論。能夠確定的是，當大型國家計畫涉及產業轉型、就業配置與公共資源時，工會是否支持，將直接影響政策執行的阻力與社會接受程度。會面本身可以展現重視勞動的態度，但真正的考驗仍在後續協商是否提出時間表、制度方案與利益調整原則。
人事布局同步向進步陣營釋出訊號
除了公開行程，近期人事安排也呈現相近方向。李在明在內閣調整中提名龍慧仁出任性平等家庭部長，並延攬曾任祖國革新黨國會議員的李海珉擔任青瓦臺人工智慧未來企劃首席祕書官。這些安排橫跨性別政策、家庭事務與人工智慧等領域，政治上則被視為向進步陣營及改革派力量傳遞合作訊號。
李在明日前與共同民主黨新任領導階層會面時，也被指曾表達過去對進步陣營照顧不足的意思。若把這項談話與公民團體座談、兩大工會會面及最新人事安排放在一起觀察，就不難看出總統府正在重新整理政治聯盟。這不一定代表政策全面向左轉，但至少顯示執政團隊判斷，若傳統支持者失去熱情，政府後續推動改革時將缺乏最基本的社會支撐。
對任何民選政府而言，核心支持者既是防線，也是限制。基本盤穩固時，可以為爭議政策提供政治緩衝；但若政府過度集中向單一陣營喊話，也可能讓中間選民產生疏離感。李在明目前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在鞏固進步派支持的同時，證明相關改革並非只服務特定組織，而是能回應更廣泛民眾對就業、物價、住宅、家庭照顧與產業競爭力的焦慮。
政治結集不等於民調立即回升
核心支持者結集在政治上有其合理性。當總統支持度下滑，傳統支持群體通常是最先需要穩住的防線；若連原本認同政府方向的人都選擇觀望，負面氣氛可能進一步擴散。對主張改革的政府而言，公民團體與工會還具有組織能力，能夠協助政府掌握現場問題，也能在公共辯論中提供政策論述。
然而，最新調查也提醒總統府，象徵性的人事安排與政治溝通不會自動轉化為支持度。即使近期已接連向進步陣營示好，施政支持度仍較前一次調查下滑。這說明選民判斷政府時，看的不只是總統與誰見面、任命了哪些人，也會檢視生活是否改善、政策是否落實，以及執政團隊能否妥善處理社會衝突。
民調的正負三點一個百分點抽樣誤差，也意味著二個百分點的變化必須謹慎解讀，不能只憑一次調查就斷言長期趨勢已經確立。不過，「上任後最低」仍會形成政治與媒體壓力，迫使總統府更積極說明施政重點。接下來值得觀察的，不是李在明還會再安排多少場會議，而是這些會議是否能形成具體政策，並獲得非核心支持者的理解。
若政府能把勞工與公民團體提出的問題，轉化為對整體社會有說服力的方案，鞏固基本盤可能成為支持度回升的起點。反之，若對話只停留在政治姿態，或改革口號缺乏財源、時程與執行細節，結集策略可能反而加深陣營化印象。換言之，政治訊號能暫時穩定情緒，真正決定民調走勢的仍是治理成果。
對台灣的啟示：高齡就業與社會對話同樣棘手
這波南韓政治動向與台灣最直接的連結，在於高齡化、退休制度與產業人力需求也是台灣正在面對的課題。台灣企業同樣必須思考如何留用中高齡人才，勞工則關心退休後所得、工作保障與健康負荷。南韓討論延長退休年齡時所碰到的世代公平、企業成本及薪資制度問題，台灣也不陌生。兩地制度並不完全相同，不能直接套用，但南韓後續如何協調工會、企業與青年世代，仍可作為台灣政策討論的參考。
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集體協商文化與南韓不同。南韓大型工會在街頭政治及全國性政策爭論中的能見度較高，罷工行動也較容易成為國際新聞；台灣勞動議題則常透過立法院、行政機關協商、產業工會及社會倡議等多種管道推進。兩地共同面對的問題是，政府若只與少數代表性組織對話，仍不足以涵蓋非典型勞工、中小企業員工、青年工作者與未加入工會者的處境。
對在韓投資、與韓國供應鏈往來的台灣企業而言，勞動政策與退休制度若出現重大調整，可能影響人力成本、人才配置及企業長期營運規畫。不過，目前會談仍屬政策討論階段，來源並未提供確定方案，台灣業者現階段較適合持續觀察，而非預設制度必然改變。尤其台韓在半導體、電子零組件、數位服務與文化內容等領域既有競爭也有合作，南韓政局能否維持穩定、重大政策能否形成可預測規則，都是台灣產業關注的實際面向。
從台韓關係來看，這次事件並未直接涉及雙邊外交，也沒有證據顯示李在明的支持度變化會立即改變對台政策。較值得台灣讀者注意的是，南韓總統的政治資本若持續下滑，政府推動經濟、科技與勞動改革的空間可能受到限制；反之，若能透過社會對話建立穩定共識，政策延續性將有助於包括台灣企業在內的外部夥伴進行判斷。這種影響屬於間接且中長期，仍須觀察後續政策，而不能僅憑一次民調推論。
下一階段關鍵，在於把會面轉成可檢驗的成果
李在明政府目前採取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先穩定政治基礎，再尋求擴大支持。公民社會、兩大工會與進步派人事構成三條彼此呼應的路線，目的都是重建支持者對政府改革方向的信任。這項選擇有其政治邏輯，但也伴隨風險：若總統府無法清楚說明政策如何照顧全體國民，向基本盤靠攏的動作可能被解讀為只顧特定陣營。
未來首先應觀察公民社會參與是否制度化，包括政府將討論哪些改革議題、如何納入不同立場，以及是否公開回應團體建議。其次是延長退休年齡等勞動議題能否進入具體協商，並同時處理企業負擔與青年就業疑慮。再者，新任命的人員能否以專業表現證明人事布局並非單純政治分配，也是影響外界評價的重要因素。
支持度百分之四十既不是執政危機的終點，也不是反彈已經開始的證明。它反映的是李在明政府正處於需要重新建立信任的階段。南韓政治向來具有高度動員、快速變化的特性，總統與社會團體的一次會面可以創造新聞聲量，卻無法取代政策執行。當政治象徵已經充分釋出，下一步就必須提出可以衡量的成果。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場支持度低潮背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民主政府如何在民意下滑時重新召集政治盟友，又如何避免結集基本盤演變為社會分裂。李在明能否把進步陣營的支持轉化為更廣泛的國政信任，將取決於公民社會與勞工領袖是否真正參與決策，以及政府能否在改革理想、財政現實、企業競爭力與世代公平之間提出具體答案。下一次民調或許會帶來短期起伏，但真正決定政治走向的，仍是這些對話最後留下什麼制度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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