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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舆论再谈崔益铉：一位晚朝鲜儒者为何仍被反复书写
在韩国近现代历史叙述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始终是一段高度敏感、也最容易引发现实联想的时期。近日，韩国媒体再次聚焦朝鲜王朝末期儒者、官员和抗日义兵领袖崔益铉，将其置于“卫正斥邪”思想、反对开港、抵制外压以及晚年投身抗日义兵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像安重根、金九那样在大众层面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如果把他放回东亚近代史的大背景中，就能看出其分量：他代表的是朝鲜半岛在传统秩序崩塌、近代国际体系冲击之下，一部分士大夫如何理解国家自主、文化正统和对外压力，并最终把这种理解转化为政治行动和武装抵抗。
从新闻表层看，这是一篇人物回顾；但从更深层看，它实际上指向韩国社会一个延续至今的议题：在外部强权挤压、内部改革分裂与传统价值解体交织的时代，一个国家如何定义“自主”，又如何评价那些带有明显时代局限、却在民族危机中展现强烈抵抗意志的人物。中国读者对这一问题并不陌生。无论是晚清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还是近代中国在守旧、变法与救亡之间反复拉扯，都与朝鲜半岛当年的困境有相似之处。也正因此，崔益铉的故事并不只是韩国本国的历史教育素材，它同样可以成为观察东亚近代转型逻辑的一扇窗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近年来在影视、出版、展览和地方纪念活动中，不断重新激活抗日记忆与近代人物叙事。这既是韩国内部历史教育与身份政治的一部分，也与东北亚局势、日韩关系起伏、民族认同再确认等现实因素相互呼应。崔益铉之所以被再次提起，并不只是因为他“值得纪念”，更因为他的经历能够承载一种韩国社会熟悉的历史主题——在国权受损前夜，知识精英如何从书斋走向街头，最终走向武装抵抗。
从寒门儒生到敢言官员：崔益铉的政治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根据韩方材料，崔益铉生于1834年，成长于朝鲜王朝后期政治秩序已显疲态的时代。他出身并不显赫，幼年生活也较为困顿，但很早进入理学名家李恒老门下学习，系统接受性理学教育。对中国读者来说，这里的“性理学”可以大致理解为宋明理学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延续，它不仅是一套伦理学说，也是一整套治国、修身和社会秩序观。崔益铉从中接受的，不只是经学知识，更是一种以“忠君”“忧国”“守正”为核心的政治人格训练。
这种士大夫人格，和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清议”“死谏”“以道事君”颇为接近。崔益铉中年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历任多个言官和地方官职位，以刚直敢谏著称。他反对权门政治，对贪腐和失政保持高压批评姿态。最初，他对兴宣大院君的改革抱有期待，因为后者试图整顿权臣专政、重塑王权；但随着政策推进，崔益铉又转而公开批评大院君重建景福宫、发行当百钱以及强力裁撤书院等举措，理由是这些措施加重民力负担、冲击既有秩序，并可能损害其所理解的国家根本。
这类政治轨迹颇能说明崔益铉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顽固派”。他当然保守，而且是立场鲜明的保守，但其判断并不完全按照“凡改革必反对”的单一路径展开。更准确地说，他是以儒家政治伦理和国家纲常为标准来筛选现实政策：凡是有助于整顿政局的，他可以支持；凡是破坏礼制、损伤民生或被视为动摇国本的，他就会坚决反对。放在今天看，这种政治逻辑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放回19世纪东亚传统国家的思想语境中，它又具有相当的内在一致性。
因此，韩国媒体在书写崔益铉时，往往会同时呈现他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反对某些近代改革，甚至对“开化”抱有很强戒心；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无原则维护当权者，而是在多次政治争论中敢于直言，甚至不惜触怒掌权者。这种“既守旧又抗争”的双重特征，使他在韩国历史书写中具有一种独特位置：他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者意义上的革命先驱，但又确实以生命参与了保卫国权的行动。
“卫正斥邪”到底是什么：理解崔益铉，先要理解朝鲜末期的思想焦虑
若要真正理解崔益铉，必须先理解韩国新闻里反复出现的“卫正斥邪”一词。这个概念直译为“捍卫正道、排斥邪说”，是朝鲜后期一部分儒者在西学东渐、列强逼近、日本势力扩张背景下提出的思想主张。它既包含对传统儒家秩序的维护，也包含对外来宗教、思想和制度的强烈警惕。对中国读者来说，可以把它视作东亚传统社会在近代冲击下产生的一种防御性思想反应，与晚清一些“中体西用”之前更趋封闭的保守论调存在某种可比性，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在朝鲜语境中，“邪”最初更多指向天主教、西学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体系冲击，后来随着日本通过武力和条约施压，“斥邪”的现实指向进一步转向抗拒外来势力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崔益铉反对1876年《江华岛条约》、反对开港通商，正是在这一思想框架下展开的。他曾上疏陈词，提出反对开港的多项理由，认为这会削弱朝鲜的自主性，带来不可控的政治后果。
从今天的眼光看，崔益铉把“开港”“开化”几乎等同于“国权流失”，显然带有后见之明中的保守偏差。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失去自主，并不取决于是否与外部世界接触，而更多取决于内部国家能力、制度韧性和国际博弈能力。但必须看到，在19世纪后半叶的朝鲜，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日本正以武力叩关方式迫使邻国开门，西方列强也在东亚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对缺乏现代军事和外交能力的传统王朝而言，“开放”往往并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交流，而是在炮舰阴影下被迫进入不对称秩序。
也正因为如此，崔益铉及其所代表的“卫正斥邪”派，在韩国历史上始终处于一种两面评价之中：一面被批评为目光局限、拒斥现代化，一面又被肯定为在国难将至之际最早、最强烈地提出捍卫自主的人。韩国媒体这次的叙述，基本也沿续了这种双线并置的方法，即不回避其反对开化的历史局限，但强调其守护国家独立与民族主体性的动机和行动。
从反对开化到组织义兵：崔益铉为何被韩国视作抗日象征之一
崔益铉最受韩国社会重视的，并不是他作为保守儒者的思想辩论，而是他在乙巳条约前后由“言官”转向“义兵领袖”的行动变化。1905年，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韩国史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严重侵害主权的条约，是韩国沦为日本保护国的重要转折点。崔益铉在这一时期公开号召抗争，1906年在全罗北道一带起兵，虽然很快失败并被捕流放对马岛，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成果。
所谓“义兵”，在韩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概念。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正规军，更接近于在国家危亡之际，由儒生、地方士绅、农民乃至部分旧军人基于“忠义”理念而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中国读者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兼具民间动员和道义正当性的抗敌武装传统，与中国近代某些地方团练、义勇力量有可比之处，但韩国“义兵”在民族独立叙事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崔益铉之所以被韩国反复纪念，关键就在于他完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身份转变：一个原本坚持儒家礼制、对近代改革多有疑虑的老派士大夫，在国权遭受更直接、更迫近的外部侵害后，并没有退回书斋，而是选择亲自投入反抗。韩国叙事中对此极为看重，因为这种转变天然带有道德高度——并非出于私利，也并非职业军人本分，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士人担当。
在被流放至对马岛后，崔益铉还以绝食抗议日方羞辱性要求，最终病逝。无论从中国还是韩国的历史叙事传统看，这样的结局都极易被塑造成“以身殉道”的人物形象。也正因此，他在韩国后世获得相当高规格的纪念和追认，被纳入抗日独立运动谱系。这种纪念并不意味着韩国社会完全认同其全部思想主张，而是更强调其在民族危机中的气节、行动和牺牲。
某种意义上说，韩国今天纪念崔益铉，并不是要回到“拒绝现代化”的道路，而是在借这样的人物重申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历史主题：无论对制度改革、社会变迁有多少分歧，在主权受侵害时，抵抗外来压迫本身具有高度正当性。这种叙事逻辑，也是韩国抗日历史记忆中最稳定、最容易获得共识的一部分。
韩国为何在当下重提这类历史人物：不只是纪念，更是现实情绪的投射
放在当前韩国社会语境中看，重提崔益铉这样的晚朝鲜人物，不只是一次常规历史科普。它实际上与韩国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历史记忆政治密切相关。日韩关系虽然在安全与经贸层面存在合作需求，但围绕殖民历史、劳工赔偿、教科书叙事、独岛问题等争议并未根本消失。每逢双边关系出现波动，韩国社会就更容易回到抗日历史资源中寻找情感和立场支撑。
与此同时，韩国国内也在不断反思近代转型的代价。面对全球化、价值分化和代际差异，社会舆论往往更愿意从历史人物中寻找“主体性”的象征。崔益铉恰好符合这一需求：他不是现代化成功者，也不是制度改革家，但他身上有鲜明的“自主”“气节”“责任”标签。对一部分韩国舆论而言，这样的人物有助于提醒社会，在现代化叙事之外，韩国的国家建构还包含一条“抵抗外压、守护主体”的历史线索。
从媒体传播角度看，这类人物还具有较强的叙事张力。相比单纯介绍某项政策或某段外交过程，一个晚年起兵、被流放异地、绝食而终的士大夫，更容易引发公众情绪共鸣。韩国媒体在进行此类历史报道时，往往不满足于“百科式介绍”，而是更强调人物抉择、时代冲突和精神象征。这也是为什么类似题材常常能够从学术界溢出，进入大众传媒与文化产品之中。
不过，韩国社会内部对于这类人物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围绕“卫正斥邪”派的历史作用，韩国学界长期存在讨论：如果一味抵制开化，是否延误了国家自强机会；如果更早推进制度改革，朝鲜半岛是否可能拥有不同的近代命运。这类问题至今没有简单答案。正因如此，今天的韩国媒体在重提崔益铉时，多半采取一种相对平衡的方式：既承认其思想的保守性，也肯定其在日本扩张面前坚持国权的历史意义。这种“双重评价”，本身就是韩国当代历史意识成熟化的表现。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从历史认知到内容市场，中韩之间的共鸣与边界
对中国大陆读者而言，崔益铉的重新进入韩国舆论视野，至少有三层值得关注的现实意义。
第一，这是中韩在近代历史记忆层面存在共鸣的又一个例子。中国和韩国都经历过近代东亚秩序崩塌、列强压力上升、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创伤，因此“国家自主”“反侵略”“历史不能被淡化”等议题，天然具备彼此可理解的基础。中国公众虽然未必熟悉崔益铉其人，但对“在亡国危机前后坚持气节、反抗外侮的士人形象”并不陌生。这种认知上的相通，为中韩围绕东亚近代史、人文教育和学术交流展开更细致的对话，提供了潜在空间。
第二，它提醒中国市场观察者注意，韩国文化产品中的“历史叙事”正在持续扩容。长期以来，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是韩国流行文化的娱乐面向，例如偶像工业、综艺、都市爱情剧、犯罪悬疑片等。但近年来，韩国在历史纪录片、人物传记、近代题材影视开发方面也在不断加力。尤其是与民族独立、殖民记忆、社会转型相关的题材，往往具有较强的本土传播生命力。如果未来中韩内容交流进一步恢复，类似人物和题材未必会成为大众流量主力，却可能在纪录片平台、院线艺术片、电视专题和高校人文传播中形成稳定受众。
第三，这类报道也为中国重新观察“限韩令”之后的内容开放走向提供了一个较温和的切入口。近年来，随着中韩关系在经贸、地方交流、文旅合作等层面出现一定回暖信号，围绕韩国内容是否、如何更大范围进入中国市场的讨论时有升温。需要看到的是，真正容易建立认知互信的，并不一定只是偶像娱乐内容，历史与现实题材同样可能成为新的沟通桥梁。当然，这种桥梁也有边界：凡涉及敏感历史叙事、民族主义情绪和地区政治认知差异，传播时都需要更审慎的翻译和本土化解读。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两个方向的机会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拥有东亚史、纪录片、出版和知识内容开发能力的平台，可以关注韩国这类近代人物题材在中国市场的专业受众潜力；另一方面，任何引进或合作都不能照搬韩国原始叙事框架，而需要结合中国读者和观众的历史知识结构进行再表达。比如，“义兵”概念需要解释其社会基础与道义逻辑，“卫正斥邪”则需要放在东亚近代共同危机中，而不能简单被包装成抽象的文化保守主义口号。
对于中国普通观众来说，最现实的影响或许仍然在于理解方式的变化。过去谈韩国文化，往往容易停留在娱乐消费层面；但随着两国关系和亚洲文化交流进入更复杂的新阶段，中国受众也越来越需要看到韩国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创伤、近代转型和国家认同。崔益铉这样的名字，正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韩国输出的不只是流行文化，也包括一套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如何面对外压、如何理解现代化代价”的自我叙述。
在中韩关系与内容开放背景下，历史题材会不会成为新的交流入口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崔益铉题材的受关注，也可被视为中韩内容交流结构变化的一种提示。过去，中韩文化往来最受关注的是影视剧、综艺、演艺活动和消费品牌联动，强调的是市场热度和大众流量。如今，随着双方舆论环境、监管框架和产业逻辑都发生变化，单纯依赖流量明星或娱乐爆款来重建文化连接，难度显然比过去更大。相较之下，历史、人文、纪录片和出版物等“低噪音、高解释度”的内容，反而可能成为更稳健的试探性通道。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开放已经出现明确转折，更不能据此推断政策层面会出现何种具体调整。新闻材料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方面事实依据，因此只能说，从内容消费逻辑看，双方更容易建立共识的，往往是那些能够被严肃讨论、具有教育功能、并在历史经验上存在共鸣的主题。韩国近代抗日人物、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史、东亚条约体系冲击下的国家命运比较，都是潜在的交汇点。
从市场接受度而言，这类题材在中国注定属于分众型，而非现象级。但分众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近年来中国知识型内容消费、历史纪录片受众、播客与长视频中的学术普及需求都在上升。只要叙事足够专业、制作足够扎实，并且能够处理好中韩各自的历史敏感点，韩国近代人物题材在中国并非没有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播不只是“卖内容”，也是在积累互相理解的公共语言。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韩历史叙事并不总是天然一致。两国都强调抗日历史，但在具体史观、民族国家形成逻辑、对传统秩序的评价等方面仍有差异。因此，未来如果有更多类似题材进入中国，媒体和平台的关键工作不是简单转述，而是提供背景、厘清概念、避免情绪化误读。这也是面向中国大陆读者进行本土化报道的必要性所在：既尊重韩国历史记忆，也要用中国受众能理解的东亚近代史框架去解释它。
一个人物的复杂性，也是东亚近代史的复杂性
回看崔益铉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几乎浓缩了东亚传统士大夫在近代巨变中的全部矛盾：他坚信儒家纲常，反对许多后来被视作近代化方向的变化；但当国家主权被更直接地侵蚀时，他又从守护礼制转向守护国权，并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他显然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神化的人物；但若只以“保守”二字概括，又会遮蔽他在民族危机时刻展现出的行动伦理和政治勇气。
也正因此，韩国媒体对他的重提，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于“树立一个完人”，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复杂人物，重新打开关于近代转型的讨论：一个国家面对外来冲击时，怎样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生路；一种价值体系在遭遇更强大的现实压力时，如何从思想自守转为政治抵抗；而后人又应如何在承认历史局限的同时，保留对气节和责任的尊重。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讨论并不遥远。无论是晚清士人的争论，还是近代中国社会对于“守旧”与“图强”的反复辩难，都与朝鲜半岛当年的困境彼此映照。今天重读崔益铉，不是为了照搬某种历史答案，而是为了理解：东亚现代性的形成，从来不是一条笔直道路，而是在无数痛苦选择、价值冲突和现实失败中艰难推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国重新讲述崔益铉，不只是回望一个人，更是在回望一个时代留下的未竟问题。
而对于中韩关系和未来内容交流而言，这类历史人物报道的意义，也许恰恰在于它超越了短期舆论波动。它提醒人们，两国之间除了产业合作、市场往来和流行文化消费，还存在更深的历史经验层面的相互可理解性。如果这种理解能够在媒体、学术和文化产品中被更细致地表达，那么无论中韩关系如何起伏，人文沟通都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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