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一项“银发媒体就业”计划获最高奖项
韩国围绕老年人就业和数字服务结合的一项新尝试，近日获得官方高度肯定。据韩联社等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视听者媒体财团”推进的“媒体老年人就业项目”，于7月31日在由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主办的“2026年老年适配型新职业优秀模型颁奖仪式”上，获得最高奖——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如果只把这条消息理解为一则普通的获奖新闻，显然低估了它的现实意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项目并不是让老年人停留在“接受培训”“被照顾”的角色上，而是把他们推向了数字内容生产、社区信息传递、智能设备辅导和防诈骗宣传的一线。换句话说，韩国正在尝试把老年人的人生经验、社区熟悉度和公共服务需求，重新组合成一种具备公共属性的新型岗位。
从规模来看，这一项目今年已在韩国全国12个视听者媒体中心创造309个老年岗位，较项目初期扩大了17倍。这样的增长，说明它已经不再是点状试验，而正在朝着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服务模式发展。尤其是在韩国同样面临老龄化加速、基层数字鸿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这一模式的政策信号十分清晰：老年人不仅可以成为数字时代的“跟上者”，也可以成为帮助他人“跟上”的服务提供者。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现象并不陌生。近年来，国内也在讨论“银发经济”“积极老龄化”“数字助老”等议题。从社区老年大学到反诈宣传，从智能手机辅导到短视频培训，中国不少地方都在探索让老年人更深地融入数字社会。韩国这次获奖案例的启发在于，它把“助老”进一步推进为“由老助人”，让老年人从服务对象转为服务力量，这一点尤其值得观察。
“视听者媒体财团”是什么机构，项目为何引发关注
韩国这项计划的实施主体是“视听者媒体财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一机构名称可能较为陌生。简单来说，它是韩国在媒体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平台之一，主要承担媒体教育、媒介素养提升、促进公众公平接触媒体资源等职责，并在韩国多地设有“视听者媒体中心”。这里所说的“视听者”，可以理解为广播电视和数字媒体内容的受众与使用者，机构本身兼具教育、公益和政策执行功能。
也正因如此，这一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临时工岗位。它不是把老年人安置到简单、重复、低附加值的辅助性工作中，而是以媒体教育和社区信息服务为核心，把老年人训练成兼具内容制作、传播服务和数字辅导能力的综合型参与者。
韩国社会近年持续讨论老龄化带来的就业、福利和社会参与问题。与东亚很多经济体类似，韩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同时数字化生活节奏又很快，线上政务、移动支付、社交平台、短视频传播、手机银行和安全防骗，都要求居民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在这种背景下，老年人往往被同时放置在两种叙事中：一方面，他们是最需要被帮助跨越数字门槛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大量社区生活经验、人际信任关系和对本地问题的敏感度。如何把后者转化为新的社会价值，正是这一项目被韩国官方认可的重要原因。
此次获奖，并不只是对“创造了多少岗位”的数字表彰，更是在肯定一种政策设计思路：即把老龄化问题与社区数字服务建设放在同一框架中考虑，既回应就业需求，也提升基层治理和信息服务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计划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奖，并非偶然。
309个岗位具体做什么：不是“看热闹”，而是做内容、做辅导、做防骗
按照韩媒披露的信息，今年分布在韩国12个视听者媒体中心的309名参与者，承担的工作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他们并非单纯学习拍摄视频或使用软件，而是把媒体技能直接转化为公共信息服务。
首先，他们会制作本地公共信息内容和安全新闻。这里的“安全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媒体上那种突发事故报道，更接近社区居民需要的实用性资讯，比如生活安全提醒、天气风险提示、公共政策解读、便民服务说明等。通过短视频、图文、音频等更容易理解的形式，这些信息能够以更贴近居民习惯的方式被传播出去。
其次，参与者还负责文化遗产和地方资源宣传内容的制作。韩国各地对本土文化、历史遗迹、社区记忆有较强保护意识，而老年人本身往往是地方变迁的见证者。他们熟悉地方故事、风俗和历史脉络，当这些经验与数字拍摄、剪辑、发布能力结合后，就能形成既有情感温度、又具传播价值的内容产品。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中国一些地方近年推进的“银发志愿者讲非遗”“社区长者记录口述史”“老党员讲述城市变迁”等项目，只不过韩国将其进一步职业化、岗位化了。
再次，这些老年参与者还在福利馆、行政福利中心等场所，为居民提供媒体教育、智能手机使用咨询和电信诈骗预防指导。对不少中老年居民而言，真正棘手的问题并非不会下载软件，而是不会辨别链接真假、不会设置隐私权限、不会识别诈骗套路。尤其在东亚社会，冒充公检法、熟人借款、投资理财诱导、虚假中奖等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数字金融越普及，信息安全教育就越重要。韩国这项项目将防诈骗纳入老年人就业岗位内容，意味着其工作不止是“教技术”，更是在提供具有现实防护意义的公共服务。
从岗位设计看，这309个岗位并非单一工种，而更像是一种“复合型社区数字服务岗”：既是内容生产者，又是辅导员，还是信息安全宣传员。这种设计的关键，在于它把老年人的就业价值从体力性、补充性工作，转向了经验型、沟通型、服务型和知识型工作。
从“被帮助”到“帮助别人”，韩国为何强调这种角色转换
这一模式之所以引发外界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改变了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传统位置。过去谈到老年人与互联网，常见叙事往往是“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难”“就医挂号难”“容易被骗”“需要子女代办”。这些问题真实存在，中国社会对此也有广泛共鸣。从健康码、移动支付，到网上预约和短视频平台，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一部分老年人面临被动适应的压力。
韩国这次获奖项目的一大亮点，就是没有将老年人固定在“数字弱势群体”这一身份上，而是通过培训和岗位安排，让他们转化为数字社会中的协助者和连接者。这样的角色变化，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更积极的老龄政策理念：老年人不是社会成本的代名词，也不是公共服务的纯粹接受方，而是可以持续创造社会价值的人力资源。
这与中国近年来强调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方向有相通之处。所谓“积极老龄化”，并不只是延长工作年限，更重要的是根据老年人的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社区关系和生活经验，为其重新配置适合的社会参与路径。尤其在基层社区层面，很多公共服务并不完全依赖高强度体力，反而需要耐心、信任、熟人网络和生活经验——这些恰恰是老年群体的优势所在。
从社会心理层面看，让老年人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还具有提升参与感和尊严感的效果。许多退休老人并不愿意被简单归入“需要照顾”的位置，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能力仍被看见、被需要。通过内容制作、社区辅导、防骗宣传等工作，他们不仅获得一定收入，更能重新建立与社区、与时代的联系。这种价值感，往往比单纯的补贴更有持续性。
韩国官方在评价这项计划时，特别提到其有助于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提升居民信息可及性。这三点其实构成了一条完整链条：老年人通过培训掌握媒体工具，进而服务他人，最终推动整个社区的数字能力提升。换言之，项目不是孤立地“帮一批老人找工作”，而是在打造一个能自我循环的社区数字支持网络。
17倍扩张背后：韩国老年就业政策正从“数量导向”走向“岗位重构”
项目规模比初期扩大17倍，这是韩媒报道中最受关注的数字之一。这个数字不仅说明需求存在，也说明政策端、执行端和基层机构端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协同。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地方治理相对细密、社区组织较强的社会而言，依托12个区域性媒体中心推进项目，可以让不同地区根据本地需求选择工作重点，而不必用一套统一模板覆盖所有地方。
例如，有的地区可能更强调文化遗产宣传，因为本地历史资源丰富；有的地区则可能更看重防诈骗和智能手机辅导，因为老龄人口集中、数字化适应压力更大；还有的地区可以围绕公共安全、社区广播、便民资讯等方向展开。也就是说，这项工作表面上属于“老年就业”，本质上却嵌入了地方公共服务的具体需求，因此具备更强的在地性与可持续性。
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主办“老年适配型新职业优秀模型”评选，本身就透露出一个政策信号：韩国在老年就业问题上，已经不满足于“安排一些岗位”，而是在寻找“适合老年人、同时又满足社会新需求”的职业模型。这里的关键词是“新职业”和“适配型”。前者意味着岗位内容不能停留在传统看护、保洁、辅助性劳动上，后者则意味着工作设计必须考虑老年人的经验优势和实际能力边界。
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类岗位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成功完成了“岗位重构”。所谓重构，就是不把老年人的年龄看作障碍，而是把其阅历、地方熟悉度、沟通耐心转化为岗位核心竞争力，再用相对可学习的媒体工具去补足技术环节。这样一来，老年人原本可能被忽视的经验，就被重新定价了。
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都有启发意义。随着平台化、数字化和社区治理精细化发展，未来老年人就业未必只能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一些带有公共性、沟通性、知识传递性质的工作，如果设计得当，同样可以成为“银发岗位”的增长点。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真正围绕岗位价值展开，而不是只追求数量上的安置。
对中国读者的启示：银发经济不只有消费，也包括“银发生产力”
在中国，提到“银发经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养老服务、康养旅游、适老化产品、保健消费等需求侧市场。这当然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韩国这项案例提醒我们，银发经济的另一面是“银发生产力”——也就是老年人作为劳动者、内容生产者、知识传播者和社区服务者所能释放的价值。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发展阶段，社区数字化、政务线上化、消费线上化趋势也在同步加快。许多地方都在推动“智慧社区”“数字乡村”“一网通办”“反诈宣传进社区”等工作。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痛点是，基层居民并不是没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太杂、太快，尤其老年群体更需要有人用通俗、可靠、接地气的方式进行解释与辅导。
在这一点上，具有本地生活经验的老年服务者，天然具备亲和力和信任优势。他们了解社区里哪些人最容易掉队，知道居民最关心哪些问题，也更懂得用日常语言解释复杂信息。相比单纯依靠年轻志愿者短期支援，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银发数字辅导员”“银发社区传播员”，在不少基层场景中可能更有效。
当然，中韩两国制度环境、社区组织方式和财政安排并不完全相同，韩国模式不能简单照搬。但其方法论值得参考：一是把老年人的既有经验视作资产，而不是包袱；二是将培训和就业打通，避免“学完就结束”；三是围绕社区真实需求设置岗位，而不是先设岗位再找任务；四是把公共服务价值纳入评估体系，而不仅仅考核上岗人数。
更进一步说，随着短视频、社区平台、基层融媒体和数字政务工具不断普及，中国未来也可能出现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参与的媒体类公共岗位。例如社区政策解读、文明创建宣传、非遗记录、助老教学、反诈讲解、乡村文旅内容生产等，这些工作往往既需要技术，也需要生活经验和社会沟通能力。韩国的案例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让人看到：老龄化社会未必只能被动承受压力，也可以主动开发新的社会协作模式。
一项获奖案例背后的更大命题：如何让老年人与数字社会共同成长
韩国“媒体老年人就业项目”此次获得部长奖，表面上是对一个优秀项目的表彰，实质上则触及老龄化时代一个更大的公共议题：面对数字社会的快速演进，老年人究竟应该被如何安置、如何看待、如何使用他们的经验和能力。
从韩国公布的项目成效看，这一模式至少完成了三重目标。其一，它提供了真实岗位和实际收入来源，回应了部分老年人的就业和再参与需求；其二，它改善了社区信息传播和数字支持服务，增强了居民获取公共信息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其三，它在观念上打破了“老年人只能被照顾”的单向想象，为代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
韩国视听者媒体财团负责人也表示，此次获奖证明老年人可以基于人生经验和智慧，在媒体领域找到新角色，并为缩小地区和代际间的媒体鸿沟作出贡献，未来还将持续发掘更多样的媒体类就业模型。这样的表态意味着，韩国有关部门并不打算把这次获奖视为终点，而是希望将其作为下一轮政策扩展的起点。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条新闻的价值不在于“韩国又拿了一个什么奖”，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共同思考的现实问题：当社会普遍担忧老龄化、担忧数字鸿沟时，是否也能从中发现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公共服务岗位？老年人的经验能否不被浪费，而是被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资源？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一个真正成熟的老龄社会，不应只是提供更多照护床位和补贴项目，也应为老年人保留继续参与社会、创造价值、影响社区的空间。韩国这309个岗位之所以引发关注，正因为它们证明了一点：当制度愿意重新设计岗位，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数字时代的建设者，而不仅是追赶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银发媒体岗”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奖，并非只是一项荣誉，更像是韩国对未来老年就业方向给出的一次公开回答。而这份回答，放在整个东亚社会老龄化加速的现实背景下，显然不只对韩国自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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