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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武人政權時期，有一位以文筆在權力核心周旋，歷經仕途得意與政治挫折的文學家。他就是李奎報（이규보，1168－1241）。他留下收錄1,000多篇詩、賦、表、書、論等作品的文集《東國李相國集》，也創作歌頌高句麗始祖東明王朱蒙建國事蹟的長篇敘事詩〈東明王篇〉。這部作品不僅是理解高麗文學的重要材料，也被評價為韓國民族史詩傳統的開創之作。然而，李奎報長期依附崔氏武人政權的政治生涯，也使後世對他的歷史評價呈現不同觀點。
年少展現文才，科舉之路卻不順遂
李奎報於1168年出生，傳統上以今日京畿道驪州為其出生地。本貫為黃驪，幼名李仁氐，字春卿，父親李允綏曾任戶部侍郎。
據傳他9歲左右便廣泛閱讀中國經典，涉獵經史百家、老莊思想及佛教典籍，且具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14歲時，他參加私學誠明齋的夏課，也就是為準備科舉而在夏季借寺院集中讀書的活動。當時他能迅速作詩，令前輩文人驚嘆其才華。
不過，李奎報不欣賞只講究形式的應試文章，因此多次未能通過國子試。16歲起，他有四、五年時間較少受科舉規範拘束，經常參與江左七賢的文人詩會，尤其敬重其中的吳世才。直到1189年第四度應試，他才以第一名考取國子試，隔年再通過禮部試，以同進士身分及第。
天磨山隱居，寫下〈東明王篇〉
即使考取功名，李奎報仍未能立即獲得官職。25歲時，他前往開京附近的天磨山隱居，透過詩文創作觀察世局，並以「白雲居士」為號，寄託如白雲般自由不羈的生活理想。他也嚮往莊子所說的「無何有之鄉」，意指沒有人工造作、順應自然的理想境界。
當時高麗朝廷腐敗無能，官員生活放蕩，百姓困苦，南部地區更持續發生長達十多年的農民起事。這些社會現實促使李奎報形成更強烈的社會與國家意識，並在這段期間創作〈東明王篇〉及〈開元天寶詠史詩〉。
〈東明王篇〉以莊嚴的英雄史詩形式，描寫高句麗建國始祖朱蒙的事蹟。當時高麗處於武人掌權、政局動盪的局面，百濟與新羅復興運動也對高麗的正統性形成挑戰。這首詩透過強調高麗承繼高句麗的歷史脈絡，被認為具有凝聚高麗人認同、促進團結的意義。
作品後來也對李承休的《帝王韻紀》，以及朝鮮初期歌頌太祖李成桂功業的〈龍飛御天歌〉產生影響，因此被視為韓國民族史詩傳統的先驅。李奎報26歲時重返開京，卻仍長期生活困窘，對自己沒有官職的處境感到無奈。
依附崔氏政權，仕途歷經升降
1197年，李奎報寫信給崔忠獻政權的重要官員趙永仁、任濡及崔詵等人，請求獲得任用。他在信中表示，許多曾經懷才不遇的文人已經獲得提拔，自己從小鑽研文學，卻到了30歲仍不得志，希望至少能獲得地方官職。
這項願望直到他32歲時才實現。當時他參加崔忠獻舉辦的邀請詩會，創作歌頌崔忠獻對國家有重大功勞的詩作，隨後獲任全州牧司錄兼掌書記。這是他及第約10年後取得的第一份官職，但工作繁雜、俸祿微薄，還遭同僚中傷，任職1年4個月便被免職。
1202年，慶州與清道雲門山一帶爆發農民起事，李奎報自願加入鎮壓部隊，擔任修製員，負責撰寫祭文、檄文及呈報上級的建議書。出征1年3個月後返京，他原本期待獲得獎賞，最終卻一無所獲，甚至開始懷疑文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
1207年，他的作品〈茅亭記〉受到崔忠獻賞識，獲任直翰林，仕途開始轉順。1215年，他升任右正言知制誥，進入參官行列，並與金義、柳升旦、李仁老、陳澕等文人共同活躍於當時文壇。
然而，1217年他因部屬誣告，被指控批評崔忠獻的某項決策，遭到停職，之後又被降任左司諫，隔年更因職務過失失去官位。對於認為官員應遵循王朝傳統制度的李奎報而言，這次打擊相當沉重，此後他更加重視自我保全。
獲崔怡庇護，登上高官之列
1219年，李奎報獲崔怡特別庇護，免於受到重罰，改任今日仁川桂陽區一帶的桂陽都護府副使兵馬檢察官，並留下以桂陽山麓亭子「自娛堂」為題材的〈自娛堂記〉等作品。
隔年崔忠獻去世，崔怡將他召回開京。從此李奎報對崔怡表現出高度服從，這段期間也成為他在崔氏政權下奠定高官地位的重要階段。他歷任國子祭酒等職，1225年主持國子試，之後多次擔任同知貢舉及知貢舉，負責科舉考試。
不過，1230年他捲入政治事件，被流放至蝟島。這次經歷讓他意識到，即使長期將自己交付權力核心，仍存在可能將他排除在外的其他政治力量。流放8個月後獲釋，同年9月起以散官身分生活。
此後，他持續負責撰寫送往蒙古的國書。這些外交文書是崔氏政權尋求議和、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1232年他恢復官職，1237年以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身分退休。晚年則在高麗避難首都江華島的學堂教導後進。
李奎報晚年病情加重時，崔怡曾加快安排刊印他的文集，但他最終未能親眼見到文集出版，於1241年9月去世，諡號文順。
主張創新詩學，作品展現獨特構思
在文學理念上，李奎報與當時著名文人李仁老持不同立場。李仁老主張「用事論」，認為創作可以借鑑古典文獻中的優秀語句；李奎報則提出「新意論」，強調詩人應該透過自身個性與聲音，創造獨特的表達方式。
這種主張使他的詩作呈現許多不同於傳統漢詩的創新表現。例如〈美人怨〉採用回文詩形式，正讀與倒讀都能形成通順意義；〈麴先生傳〉則以酒為主角，並冠上對人物使用的尊稱「先生」，屬於假傳體文學作品。假傳體透過賦予無生命事物人物身分，形成特殊敘事形式，被視為連結古代傳說與近代敘事文學的橋梁。
此外，他還留下《白雲小說》、〈詠井中月〉、〈詩癖〉及〈孔雀〉等作品。他設計的四輪亭，是一種裝有四個輪子、以輕巧竹材建造的亭子，展現出不受既有思維限制的創造力，實物現存於京畿道楊平郡的石倉園。
李奎報也以每次獲得官職時即興作詩聞名，平時喜愛詩歌、琴與酒，因此得到「三酷好先生」的別稱。
歷史評價兩極，留下高麗文學重要紀錄
對李奎報的評價，歷來並不一致。《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形容他是沒有介入利益爭奪、具有純粹良知的官員，但個性較為謹慎甚至膽小。該書也指出，他雖然學識淵博，作品卻多半是當下靈感的直接呈現，而非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自我表達，並將他定位為重視仕途發展與自我保全的人物。
相關評價認為，他希望振興家族、彰顯自身家世與文化成就的名譽心，是影響其政治選擇的重要因素，也使他成為崔氏政權下文職官僚群體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於他長期配合崔氏武人政權，曾被批評為權臣身邊的親近文士，甚至被視為投機者。
但另一方面，他在朝廷中也曾因展現氣節與剛直而獲得「人中龍」的稱譽。這種評價上的矛盾，反映出他既是高麗文學的重要代表，也是武人掌權時代政治結構中的複雜人物。他留下的《東國李相國集》與〈東明王篇〉，至今仍是研究高麗時代文學、歷史意識及知識分子處境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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