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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威尼斯銀幕，追問加薩戰爭如何被執行
當軍事行動被拆解成情報蒐集、資料分類、目標辨識與攻擊指令，平民的死亡究竟是在什麼環節被接受，甚至被當成可以預先計算的結果？依據提供的韓文報導摘要，紀錄片《NAZA》以曾參與相關行動的以色列軍人與情報人員為主角，試圖將加薩戰爭的討論，從轟炸過後的廢墟，推進到決策與執行的內部機制。
摘要指出，這部由尤瓦爾・亞伯拉罕與瑞秋・索爾執導的作品，獲第八十三屆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不過，所提供資料未附原始報導全文及可供核對的完整日期，因此，本文涉及影展屆次、獲獎、放映反應及片中揭露的資訊，均依該摘要敘述，尚未經獨立查證。作品提出的具體指控，也必須與已由司法或其他獨立調查程序認定的事實區分。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則消息值得關注的，不只是又一部戰爭紀錄片受到國際影壇矚目，而是它把人工智慧、軍事組織與個人責任放在同一個問題裡：當人的生命被轉換成螢幕上的資料，操作系統的人、核准攻擊的人，以及建立規則的人，各自應承擔什麼責任？
八十分鐘、二十四名匿名證人：鏡頭轉向體制內部
根據摘要轉述的法新社報導，《NAZA》片長八十分鐘，是該屆競賽單元唯一的紀錄片，並在十日正式放映後獲得二十五分鐘起立鼓掌；部分影評人與媒體曾將它列為金獅獎熱門作品。十二日頒獎時，作品據報獲頒評審團特別獎。這個獎項與金獅獎不同，也不應與名稱相近的評審團大獎混為一談。
不過，比起掌聲持續多久，這部作品更關鍵的材料，是二十四名內部揭露者的匿名證詞。他們包括以色列情報人員與軍人，依摘要描述，曾參與對加薩巴勒斯坦平民的監控、遠端殺害，或其他相關作業。影片因此不只是記錄受害者遭遇，而是把問題帶到執行端，要求曾置身其中的人說明自己做過什麼。
這種敘事角度有其特殊力量。戰場影像可以呈現傷亡與破壞，卻未必能直接說明目標如何形成、攻擊如何獲准，或平民風險如何被評估。內部證詞則可能補上這段缺口，讓觀眾看見一場攻擊發生之前，組織內部有哪些判斷、程序與選擇。
但「來自內部」並不等於每一項說法都已獲得證實。不同受訪者的職位、接觸資訊範圍，以及是否親自參與特定行動，都會影響證詞的證明力。電影受到影展肯定，代表作品獲得藝術或公共討論上的認可，不能直接取代對個別事件的查核。
人工智慧找出目標，誰判斷可以犧牲多少人？
片中最受關注的指控，涉及以色列軍方使用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目標辨識系統。依摘要所述，受訪者指稱，相關系統被用來識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的低階成員，軍方再於深夜轟炸被認定為疑似成員者的住家。證詞並指向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執行者知道，攻擊可能同時造成家人死亡。
這裡必須保留「疑似」與「被系統辨識」的差別。資料庫中的標籤，並不會自動成為身分正確的保證；即使某人確實是軍事攻擊目標，也不代表其家屬因此失去平民保護。辨識對象是否可靠、情報是否更新，以及攻擊時現場還有哪些人，都是不能由一個分類結果代替的判斷。
人工智慧在這段敘事裡，不宜被描寫成自行決定殺人的神祕機器。更需要釐清的是，人類如何設定辨識條件、如何使用系統輸出，以及是否把本來應審慎處理的建議，當成可以快速執行的名單。效率提升若未伴隨足夠的核實與限制，可能放大的不只是處理資訊的能力，也包括判斷失誤所造成的後果。
所提供摘要沒有交代系統的技術架構、辨識準確率、人工複核方式或完整指揮流程，因此無法據此判定它的自主程度，也不能把所有傷亡直接歸因於某個演算法。真正需要追問的，仍是技術被放進什麼政策與命令之中，以及哪些人有權要求停止。
「殺人工廠」的比喻，揭露人命如何變成工作項目
根據摘要，部分受訪者形容，操作相關系統的感受，像是在殺人「工廠」裡工作，或置身於殺人的電玩。這些說法是受訪者對自身經驗的描述，不是對整個軍事體系已完成驗證的結論；但它們指出一個值得深入檢視的現象：當暴力被拆成細小、重複的工作，個人可能只看見自己的操作步驟，而不再直視最終後果。
片名《NAZA》據稱取自以色列軍方使用的一個縮寫，用來指稱預期將因軍事行動喪生的平民。摘要未提供原文全稱，因此不宜自行補上語源或字義。就其所述用途而言，這個片名把一個問題推到觀眾面前：當平民被納入傷亡估算，他們是否仍被視為有姓名、家庭與生活的人？
風險評估本身並不必然代表漠視生命；軍事行動也需要評估可能造成的平民傷害。關鍵在於，估算結果究竟被用來避免或取消攻擊，還是被當成可以接受的附帶數字。兩種用途看似共享相同的表格與專業術語，對現場居民卻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命運。
摘要另稱，影片包含居民仍在居住的地區遭破壞，以及救援物資發放現場平民遇害過程的證詞。這些內容涉及不同場景，不能在缺乏細節的情況下合併成單一事件，也不宜直接推算受害規模。其共同指向的問題，是平民保護在具體行動中是否真正受到重視。
三年說服與身分變造：保護證人，也考驗查證
《NAZA》的調查基礎，依摘要所述，來自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五年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媒體「＋９７２雜誌」、希伯來語媒體「地方呼聲」，以及英國《衛報》所揭露的內容。製作團隊據稱花了三年，說服軍方與情報體系相關人士談論內部資訊；為了保護消息來源，影片內容直到十日試映前都嚴格保密。
匿名不是這類報導的裝飾，而可能是受訪者願意開口的必要條件。涉及軍事與情報工作的揭露者，可能面臨法律、職業或人身風險。摘要指出，受訪者的臉部與聲音都經過變造，以降低身分曝光的可能性。這使觀眾得以聽見原本不容易公開的敘述，也意味著觀眾較難自行核對受訪者身分。
因此，新聞判讀不能只停留在「有人願意冒險說出來」。更重要的問題是，製作團隊如何確認其經歷、是否有文件或其他證人交叉支持，以及不同人的說法有沒有矛盾。匿名報導可以具有高度公共價值，但它對採訪者查證程序的要求，通常也更高。
摘要沒有完整呈現影片的查核方法，也未附以色列軍方、情報機關或總理辦公室對片中具體指控的回應。這不代表相關單位一定沒有回應，而是現有資料不足以說明。後續報導若要進一步判斷責任，必須補上被指控方的說法、可供驗證的資料，以及獨立調查結果。
從失去家園到揭露機制，紀錄片改變提問位置
依摘要介紹，亞伯拉罕與索爾都是以色列出身，先前曾與巴勒斯坦創作者巴塞爾・阿德拉、哈姆丹・巴拉勒共同執導《No Other Land》，該片獲二〇二五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NAZA》的製作陣容則包括《衛報》與製片人詹姆斯・威爾森，曾執導《夢想集中營》的強納森・葛雷澤擔任執行製片。
從摘要描述的兩部作品來看，創作焦點由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的處境，移向造成傷亡的執行機制。前者讓觀眾看見生活如何被摧毀，後者則試圖回答，摧毀如何成為一連串被授權、被分工的行動。這並非以新的題材取代受害者，而是將責任問題往前追溯。
亞伯拉罕據報在影展記者會表示，團隊只是請受訪者「說明你做過的事」，有時簡單的問題就能得到答案。他也說，受訪者之中，有些人後悔，有些人並不後悔。這個差異提醒觀眾，內部揭露者不必然都以懺悔者的姿態出現；有人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在陳述工作，有人則可能已經改變對所作所為的評價。
他另轉述，有受訪者曾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辦公室直屬的祕密情報部門任職，其中一人形容自身任務是阻止和平。這屬於導演轉述的受訪者說法，若沒有進一步文件與脈絡，不能直接寫成已獲證實的政府政策。
對台灣的意義：科技社會不能只問系統有多準
台灣與這部作品最直接的連結，不是目前尚無依據的票房或企業合作，而是公共討論的切入點。台灣是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人工智慧也已成為產業政策及日常生活的重要議題。閱讀這類報導時，除了問系統效能如何，更需要問：由誰使用、用於什麼目的、哪些情況不能使用，以及出錯之後由誰負責。
這不表示台灣企業與片中所指系統存在關係。提供的摘要沒有任何台灣供應商、技術授權、採購或投資資訊，不能因為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占有重要位置，就推導出台灣企業涉入相關軍事行動。產業層面的合理延伸，是討論高風險用途的審查、客戶使用情境的辨識，以及企業如何處理人權風險，而不是在缺乏證據時指名歸責。
對台灣觀眾來說，另一個熟悉的入口是紀錄片與影展文化。金馬影展、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等平台，讓觀眾有機會接觸不以商業娛樂為主的作品；但本次摘要未提供《NAZA》在台上映、影展邀映或串流上架消息，因此不能把國際獲獎直接寫成台灣觀眾即將看到的片單。若未來有正式映演，字幕能否準確區分「疑似目標」、「平民傷亡」與法律指控，也會影響觀眾理解。
同樣需要避免的是，將以巴衝突直接套用為台海局勢的對照劇本。兩者的歷史、政治與法律脈絡不同。台灣可以從中討論戰時資訊透明、平民保護及科技治理，卻不應為了製造貼近感，把不同社會的創傷視為可以互換的案例。這則消息由韓文報導進入台灣讀者視野，也不足以據此推論台韓官方立場或產業合作出現變化。
掌聲之後，公共討論仍須回到證據與責任
據摘要記載，亞伯拉罕在十二日頒獎時表示，自影展開幕以來的十天內，以色列在加薩至少殺害六名巴勒斯坦兒童。他將片中描述的殺害歸因於有計畫的運作，以及對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去人性化。這些是導演在典禮上的陳述與判斷；其中的傷亡數字及具體歸責，仍需要相應紀錄與獨立資料支持。
他也強調，讓以色列民眾看到這部電影尤其重要，因為他認為犯罪行為是由自己的國家所犯。這段發言把作品的對話對象，從國際影展觀眾拉回以色列社會：紀錄片不只尋求外界同情，也試圖要求本國公民面對以其國家名義進行的行動。
對這类指控的法律評價，不能只靠導演發言或影展獎項。國際人道法要求交戰方區分平民與戰鬥員，並遵守比例原則及攻擊時的預防義務；特定攻擊是否違法，仍須檢視當時可得情報、預期軍事利益、可能造成的平民傷害，以及決策者採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人工智慧不會自動免除責任，也不能單憑使用人工智慧就完成違法認定。
因此，《NAZA》所引出的下一步，不應只是繼續累計掌聲或獎項，而是追問證詞能否獲得交叉驗證、相關機關如何回應，以及是否出現可信的獨立調查。对台灣這樣高度關注科技發展的社會而言，它提出的提醒相當直接：任何強調精準與效率的系統，都必須接受同樣嚴格的責任檢驗。螢幕可以把人變成一筆資料，公共監督的工作，則是讓資料背後的人重新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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